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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撤點並校和打工潮興起，致使山裡的學校和兒童銳減。數度變遷，甚至到現在只有一個學生的局面。即便如此，趙國清還是朴素地認為“恰恰是命里註定”。新京報記者 周崗峰 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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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離開湖北省宣恩縣珠山鎮天井堡小學時，我長舒了口氣，甚至有些解脫。在山裡採訪的這兩天沒有信號，發不了微信，看不到朋友圈，確實苦悶。
　　轉念一想，我才待了兩天，59歲的教師趙國清卻已經待了14年。他既是校長，又兼任語文、數學老師，伙夫。
　　如今，他的學校里，只有7歲男孩汪文強一名學生。
　　我想知道，他是怎麼度過這些孤獨的日子。
　　為了體驗他的孤獨，清晨，我跟著他從家出發，步行去學校。
　　路不長，10里地，但非常難走。過去14年，趙國清無數次踏著這條山路，上學，放學。
　　路上，他略帶詩意地跟我描述了一次大雪封山時行走在這條路上的情景：四下無人，寂靜，能清晰地聽見腳踏上雪地的咯吱聲，林間樹木被積雪壓垮的下墜聲。
　　但實際我們經歷的情景是：下雨天，山路更加濕滑，平時50分鐘的路程，拎著一筒掛麵和兩個胡蘿蔔的趙國清，和褲子糊滿泥巴、上氣不接下氣的我，走了一個多小時。
　　這一天的語文課文是“失物招領”。對趙國清來說，教師這個崗位，也像是人生里的失而復得。
　　在趙家，趙國清並非唯一的教書匠，他有眾多親屬分散在不同的小學。
　　“你們祖輩上有人是辦私塾的。”每當村裡的老人這麼說，趙國清佝僂的腰桿立刻挺直了，兩條濃重的眉毛一挑，表情有些喜滋滋的。
　　他喜歡村裡人說他是文化人。
　　1970年代，為響應知識青年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號召，高中畢業的趙國清回到村裡。
　　帶著些書生氣的他已經有些不適應鄉村的生活：“說不上話，你講普通話，大家會覺得你瞧不起人。”
　　他成了村小的代課老師;同時，他也是農民，黑色的泥土嵌進指甲里，多少年都洗不乾凈。
　　教書回來，他抓一把玉米，嘴裡“咯咯”地叫喚著喂雞，然後去菜地擇一把萵苣葉子當晚餐。
　　他心中始終疑慮：這不是真正的老師，真正的文化人。
　　39年的教書生涯，趙國清曾數次與民辦教師轉公辦的機會擦肩而過，或因政策變動，或因條件不符。
　　他曾衝到村委會的辦公室，拉著書記的手，含著眼淚淚問道：“書記，這個公辦教師，我還能轉嗎?”他告訴我，那一年是他教書的第十個年頭，他絕望了。
　　1992年的夏天，又到考試時節，他沒有再去城裡複習，而是留在了村裡。
　　夏日的清晨和傍晚，他趁著涼氣到山間的田地里挖草，白天就躲在屋子裡背書。3個月後，竟然順利通過考試。
　　但趙國清從未料想，就算成為了“真正”的教師，有一天，他的學生竟然只剩下一個。
　　撤點並校和打工潮興起，致使山裡的學校和兒童銳減。數度變遷，甚至到現在只有一個學生的局面。即便如此，趙國清還是朴素地認為“恰恰是命里註定”。
　　他確實是命運洪流里的一撮人，只能跟隨政策的變動起伏人生。
　　趙國清和學生汪文強兩個人的學校，其實是當下中國農村變化的一個縮影，歷史的車輪轟隆而來，它被輾壓，卻沒有消失，還在掙扎。
　　新京報記者 朱柳笛　　（原標題：【手記】鄉村小學中的孤獨校長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