撤點並校和打工潮興起,致使山裡的學校和兒童銳減。數度變遷,甚至到現在只有一個學生的局面。即便如此,趙國清還是朴素地認為“恰恰是命里註定”。新京報記者 周崗峰 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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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離開湖北省宣恩縣珠山鎮天井堡小學時,我長舒了口氣,甚至有些解脫。在山裡採訪的這兩天沒有信號,發不了微信,看不到朋友圈,確實苦悶。
  轉念一想,我才待了兩天,59歲的教師趙國清卻已經待了14年。他既是校長,又兼任語文、數學老師,伙夫。
  如今,他的學校里,只有7歲男孩汪文強一名學生。
  我想知道,他是怎麼度過這些孤獨的日子。
  為了體驗他的孤獨,清晨,我跟著他從家出發,步行去學校。
  路不長,10里地,但非常難走。過去14年,趙國清無數次踏著這條山路,上學,放學。
  路上,他略帶詩意地跟我描述了一次大雪封山時行走在這條路上的情景:四下無人,寂靜,能清晰地聽見腳踏上雪地的咯吱聲,林間樹木被積雪壓垮的下墜聲。
  但實際我們經歷的情景是:下雨天,山路更加濕滑,平時50分鐘的路程,拎著一筒掛麵和兩個胡蘿蔔的趙國清,和褲子糊滿泥巴、上氣不接下氣的我,走了一個多小時。
  這一天的語文課文是“失物招領”。對趙國清來說,教師這個崗位,也像是人生里的失而復得。
  在趙家,趙國清並非唯一的教書匠,他有眾多親屬分散在不同的小學。
  “你們祖輩上有人是辦私塾的。”每當村裡的老人這麼說,趙國清佝僂的腰桿立刻挺直了,兩條濃重的眉毛一挑,表情有些喜滋滋的。
  他喜歡村裡人說他是文化人。
  1970年代,為響應知識青年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號召,高中畢業的趙國清回到村裡。
  帶著些書生氣的他已經有些不適應鄉村的生活:“說不上話,你講普通話,大家會覺得你瞧不起人。”
  他成了村小的代課老師;同時,他也是農民,黑色的泥土嵌進指甲里,多少年都洗不乾凈。
  教書回來,他抓一把玉米,嘴裡“咯咯”地叫喚著喂雞,然後去菜地擇一把萵苣葉子當晚餐。
  他心中始終疑慮:這不是真正的老師,真正的文化人。
  39年的教書生涯,趙國清曾數次與民辦教師轉公辦的機會擦肩而過,或因政策變動,或因條件不符。
  他曾衝到村委會的辦公室,拉著書記的手,含著眼淚淚問道:“書記,這個公辦教師,我還能轉嗎?”他告訴我,那一年是他教書的第十個年頭,他絕望了。
  1992年的夏天,又到考試時節,他沒有再去城裡複習,而是留在了村裡。
  夏日的清晨和傍晚,他趁著涼氣到山間的田地里挖草,白天就躲在屋子裡背書。3個月後,竟然順利通過考試。
  但趙國清從未料想,就算成為了“真正”的教師,有一天,他的學生竟然只剩下一個。
  撤點並校和打工潮興起,致使山裡的學校和兒童銳減。數度變遷,甚至到現在只有一個學生的局面。即便如此,趙國清還是朴素地認為“恰恰是命里註定”。
  他確實是命運洪流里的一撮人,只能跟隨政策的變動起伏人生。
  趙國清和學生汪文強兩個人的學校,其實是當下中國農村變化的一個縮影,歷史的車輪轟隆而來,它被輾壓,卻沒有消失,還在掙扎。
  新京報記者 朱柳笛  (原標題:【手記】鄉村小學中的孤獨校長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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